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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學論壇

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政法工作的新要求
發布日期:2018-07-17 10:27:20 來源/作者:馬克思主義學院 陳明珍 審核:趙勇 閱讀量:

摘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對政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本文通過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同曆史時期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政法工作的影響,著重分析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政法工作提出新要求的依據,明確了新時代政法工作的新要求,這對政法機關和政法幹警主動適應新形勢,加強和改進新時期的政法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社會主要矛盾;政法工作;影響;新要求

[1]<A href="http://yuanjian.cnki.com.cn/Search/Result?author=%E5%88%98%E5%A8%89%E5%A9%B7" target=http://cdmd.cnki.com.cn/Article/_blank>劉娉婷建國初期黨和政府治理黃賭毒問題研究【D.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186-1014187633.htm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對政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一、不同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對政法工作的影響

(一)社會主要矛盾的含義

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看,社會主要矛盾是指在社會曆史發展進程中處于支配地位,對事物發展起決定作用的矛盾。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毛澤東十分重視對主要矛盾的把握。1937年8月,毛澤東寫成《矛盾論》,他指出:“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因此,要成功推進黨和國家事業前進,就必須科學分析、正確把握我國各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

(二)不同曆史時期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政法工作的影響

我國政法工作的産生與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密切相關。1949年7月6日,爲鎮壓反革命、抵禦國民黨殘余勢力和掃清“黃賭毒”等社會醜惡,維護國家穩定和人民生命財産安全,我國成立了公安部。建國以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每一次發展變化,都對政法工作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1.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變化及對政法工作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進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革命時期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封建主義和人民大衆的矛盾,而是轉化爲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新民主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政法工作産生了深刻影響。一是階級鬥爭的影響。國民黨逃離大陸之前,在大陸各地潛伏了政治土匪約200萬人,反動黨團骨幹分子約60萬人,各種特務分子約60萬人,總計300余萬人。再加上蔣介石逃到台灣後,不斷派遣特務潛回大陸從事破壞和爆炸活動,加劇了階級鬥爭形勢,這時期政法工作的主題就是鎮壓反革命和肅反鬥爭。二是黃賭毒等社會醜惡的影響。建國初期,全國約有妓院近萬所,僅上海就有525所,西安375所,當時人口僅爲24 萬的貴陽市, 就有2000多名妓女,[1]賣淫嫖娼現象隨處可見。就吸毒來看,據初步統計,1949年,全國範圍內煙民數量約有2000萬,占全國總人口的4.4%。這一時期,黨中央高度重視政法工作,任命羅瑞卿爲第一任公安部部長。周總理也提出了“國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的思想。圍繞當時社會主要矛盾,黨和政府開展了剿匪、鎮壓反革命、“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産、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打擊黃賭毒等社會醜惡行動,清除了社會遺毒,淨化了社會生態,維護了社會穩定。

2.社會主義建設初步探索時期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政法工作的影響

1956年,我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標志著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9月,中國共産黨在北京召開了八大,毛澤東指出,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與這一時期主要矛盾變化相適應,政法工作的主題也由階級鬥爭轉化爲維護社會穩定,爲經濟建設保駕護航。然而,黨的八大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認識並沒有得到堅持。此後,我國先後出現了反右鬥爭擴大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在從1956年到1978年的二十多年時間裏,我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出現了偏差,重提階級鬥爭,並將階級鬥爭擴大化,這一時期,公安機關受到沖擊,群衆運動代替了司法活動,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遭到嚴重破壞。

3.改革開放時期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政法工作的影響

1981年我黨召開了十一屆六中全會,這是拔亂反正的一次重要會議。在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確判斷,認爲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這一時期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政法工作産生了重要影響。一是隨著改革開放,大量鄉村人口向城市集結,隨著農民工外出打工,流動人口增加,城市治安問題增多,而農村卻出現了空巢化現象,鄉村文化衰落,“黃賭毒”等醜惡現象死灰複燃,留守兒童問題突出。二是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健全,法制不完備,由此引發的偷稅漏稅、假冒僞劣、不正當競爭日益增多,經濟犯罪呈上升趨勢;三是受西方價值觀念的影響,一些國家公職人員缺乏道德修煉和自律精神,政商關系不清,權力尋租,利益輸送,貪汙腐敗現象高發。這時期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務一是要加強和創新流動人口管理,維護城市經濟社會穩定;二是群衆防群治,加強農村社會治安防控;三是要依法打擊經濟犯罪,保障市場經濟健康運行。

 

二、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政法工作提出新要求的依據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取得了一系列曆史性變革和成就,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文化競爭力等都有大幅提升,逐步進入世界前列,原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的社會生産”的社會主要矛盾已不符合我國的現實國情,主要矛盾轉化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因爲:

(一)人民群衆的需要發生了轉型。過去,人民群衆的需要主要是對吃飽、穿暖、住好等基本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向同步追求更高品位的物質文化生活轉變,如期待食品更安全、生態更美好、服務更均等、社會更和諧。除物質生活需要外,還表現爲人民群衆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的精神需求,即人民群衆期盼從社會治理中獲得更深的參與感,更高的安全感,更多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二)社會矛盾日益複雜和尖銳。目前,我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社會穩定進入風險期,因社會公平、收入分配、勞動就業、醫療衛生、環境生態等問題引發的訴求越來越多,影響社會穩定的觸點增多、燃點降低,暴力恐怖犯罪和影響政治安全、金融安全、網絡安全、公共安全等的事情增多,對公安機關的預警、防控工作和社會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三)政法隊伍發展不平衡。近年來,在政治幹警中,有鞠躬盡瘁、舍生忘死、服務人民、奉獻社會的良好典型,但也有“冷、橫、硬、推”的負面例子。遇到問題推诿扯皮,缺乏擔當精神,給群衆辦事帶來了困難。更有少數執法者法律法治意識不足,在審訊時,辱罵、體罰違法犯罪嫌疑人,甚至搞刑訊逼供。還有少數政法幹警職業認同感不強,缺乏事業心和責任心,工作不認真,敷衍塞責,作風稀拉,紀律松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影響到了政法機關的形象。

(四)職業能力發展不充分。少數政法幹警跟不上大數據或“互聯網+警務”發展步伐,信息化運用能力弱,不適應現代政法工作發展需要。也有少數政法幹警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解讀不夠,落實在實際工作中,政策理論水平不高,政策導向不強。部分政法幹警對法律知識學習不夠,特別是對新頒布的法律知識學習不夠,辦案能力和水平不高。

 

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政法工作的新要求

2018年1月22日—23日,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提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體現在“四個轉變”上,即“一是從實現基本物質文化需要向同步追求高品位物質文化生活轉變;二是從實現外在物質文化需要向同步追求精神心理滿足轉變;三是從注重現實安全向同步追求長遠安甯轉變;四是從單純的個體受益向同步追求參與社會事務轉變”。這四個方面的新變化要求政法機關和政法幹警要主動適應新形勢,堅持民意導向,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加強法律服務工作,滿足人民群衆參與社會事務的新需要

政法工作首先要搞清的是“爲了誰、依靠誰和保護誰”的問題,新時代政法工作要以人民爲中心,切實維護人民群衆合法權益,保護人民群衆的人身權、財産權、人格權,不斷增強人民群衆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近年來,隨著公民法治意識的提升,對司法案件的參與度、關注度提高,需要獲取的法律咨詢、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日益增多,政法工作要主動適應這種新需要,推進法律服務供給側改革,增強法律供給的針對性、實效性。同時,還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強立案受理、戶籍辦理、車輛管理、出入境辦證、公證鑒定等便民服務窗口的規範運行和嚴格管理,簡化辦事程序和手續,爭取讓群衆“最多跑一次”。要組織政法幹警深入基層,逐戶開展走訪和法治宣傳活動,做好法律援助工作,讓群衆享受基本的公共法律服務。要建立訴訟服務中心,推廣訴訟服務熱線、律師服務平台、網上訴訟服務平台的使用。要大力推廣巡回審判。根據實際情況,深入農村及交通不便、人員稀少等偏遠地區,就地立案、就地開庭、當庭調解、當庭結案,將法院開到民衆家門口,打通服務群衆的“最後一公裏”,滿足人民群衆參與社會事務的新需要。

(二)堅定理想信念,勇于擔當作爲,滿足人民群衆對好幹部的新期待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要牢牢把握黨對政法工作的絕對領導權。

要培養政法幹警堅定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政法幹警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政法幹警缺失理想信念通常表現爲精神狀態不佳,缺乏敬業精神,怨天尤人,責任心和進取意識不足等。培育理想信念就是補鈣。要加強政法幹警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教育,讓他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産生的深刻影響以及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指導作用,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曆程,中國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飛躍,堅定黨的領導,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自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要培養政法幹警崇高的職業精神。牢記共産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增強職業認同感,樹立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不斷提高與履職相匹配的政治素質、政治能力和業務素質,以飽滿的工作熱情和積極向上的工作態度投入到工作中,增強隊伍戰鬥力。同時,堅持以黨建帶隊建,抓班子帶隊伍,加強政法隊伍作風建設,切實提升他們的履職能力,滿足人民群衆對好幹部的新期待。

(三)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滿足人民群衆對長遠安甯的新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進入新時代,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當前,我國面臨的形勢十分複雜,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中,將面臨重大風險的考驗,會遇到重重壓力和阻力,必須進行偉大鬥爭。政法機關處在維護穩定第一線,要牢牢把握偉大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毫不動搖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作爲新時代政法工作的首要任務。

政法機關要維護國家安全,堅決捍衛以政權安全、制度安全爲核心的國家政治安全。要深入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牢牢把握意識形態主動權,抓好網絡空間,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確保可管可控。要依法打擊各類網絡違法犯罪活動,保護人民生命財産安全和國家金融安全。要深入開展反恐怖鬥爭,增強暴恐防範意識,加強對輿情、社情、敵情的收集、傳遞和研判,完善應急反應機制,做好風險防控。要堅決維護社會穩定,有效開展社會治安專項整治和掃黑除惡鬥爭。要完善社會治理,加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構建立體化、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格局,織密織牢公共安全網,滿足人民群衆對長遠安甯的新要求。

(四)打造過硬政法隊伍,滿足人民群衆對公平正義的新期望

建設過硬政治隊伍是新時代政法工作永恒的主題。要牢牢把握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特點,深入推進政法幹警執法理念、執法規範和紀律作風建設,努力打造一支依法執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的新時代政法隊伍。

要加強“智慧警務”、“智慧司法”建設,對政法幹警開展信息應用技能培訓,提高他們獲取、處理、運用信息和相關設備、工具、手段的能力,向科技要人力,向科技要戰鬥力。

要堅持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督促政治幹警加強法律知識的學習,提升法律理論水平,熟練運用法律法規指導執法辦案,讓人民群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政法機關要深入開展執法司法規範化大檢查、案件評查活動,落實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最大限度減少冤假錯案,增強政法機關公信力。

要增強政法幹警的紀律意識。切實抓好政法幹警日常管理和紀律約束,嚴格請銷假制度,堅持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加大執紀監督問責力度。增強政法幹警執行紀律的自覺性和主動性,認真履職,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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