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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學論壇

信息安全的國際合作機制研究——基于非傳統安全視角
發布日期:2018-10-15 18:01:31 來源/作者:雲南警官學院治安管理學院 陳萍 審核:趙勇 閱讀量:

 【摘要】冷戰結束後,非傳統安全引起了各國的關注,將其納入了國家安全的戰略範疇,與傳統安全並列成爲國家安全的兩大支柱。在信息網絡逐漸向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滲透的背景下,信息安全問題應運而生,成爲非傳統安全領域中的一個“全新”的問題和國家安全保障的“新重心”。信息安全具有普遍性、國際性、複雜性、不可控性等特點,因此在解決信息安全問題的過程中,應當加強國際合作,通過多邊合作與協商,共同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合作機制。

【關鍵詞】非傳統安全;信息安全;國際合作

一、非傳統安全的概念及信息安全國際合作的現狀

(一)非傳統安全的概念及範疇

1、非傳統安全的概念

    “非傳統安全”,英文詞是Nontraditional Security,在西方學者的著作和文章中也用“非常規安全(Unconventional  Security)”、“非傳統威脅(Nontraditional Threats)”、“非傳統問題(Nontraditional Issues )”和“新威脅(New Threats)”、“新安全(New Security)”這些詞。如上所述,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是相對而言的,兩者都是一種安全觀念。同爲安全觀念,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主要區別在于安全認知的視角、安全主體、安全性質界定和安全含義的內容的不同。傳統安全觀是冷戰時期的安全觀,它是指國家安全爲安全的唯一主體,國家安全包含了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非傳統安全觀則是後冷戰時期的安全觀,它強調國家安全並非安全的唯一主體,國家安全的內容不僅僅是政治安全與軍事安全,國家安全與全球安全息息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講,全球安全直接影響著國家安全。[[2]]

(二)非傳統安全的範疇

非傳統安全涉及的範圍由原先的政治和軍事領域逐漸擴展到了社會、經濟、文化、科技和生態環境等方面,其關注的焦點也由原先的國家安全轉移到涉及個人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息息相關的環境安全等。非傳統安全的範疇涉及以下方面:經濟安全、生態環境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資源安全、恐怖主義、武器擴散、疾病蔓延、國際犯罪、走私販毒、非法移民、海盜、洗錢等方面。[[3]]

當前世界上的非傳統安全根據生産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爲以下三類:第一類是由于人類對大自然的無知而引發的難以抵抗或者不可抵抗的自然災害,主要包括流行性的疾病或者地質災害等,如:地震、海嘯、洪水、泥石流、艾滋病等;第二類是人類對社會産生的各種威脅,主要包括人身財産安全的威脅和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如:走私販毒、恐怖活動、國際犯罪、信息安全等;第三類是由于人類利用自然資源不當而引發的系列問題,主要包括環境汙染、生態破壞和資源短缺等。

(二)信息安全國際合作的現狀

1、聯合國層面的信息安全國際合作現狀

面對日益嚴重的信息安全危機,國際電聯建議由聯合國組織召開專題會議,討論信息空間的合作和治理機制。2001年12月21日,聯大通過決議,決定舉辦世界範圍內的信息社會峰會。峰會的召開主要分爲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的峰會是2003年12月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第二階段的峰會是2005年11月在突尼斯舉行。

信息社會世界高峰會議是一次世界各國領導人最高級別的會議,峰會的目標是建設一個以人爲本、具有包容性和面向發展的信息社會。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人人可以創造、獲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識,使個人、社區和各國人民均能充分發揮各自的潛力,促進實現可持續發展並提高生活質量。

2003年,在日內瓦召開了第一階段的峰會,參與峰會的有來自176個國家的4000多名政府代表和聯合國各組織、機構的6000多名觀察員,參與人數共計一萬多人,其中還有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腦。2005年11月16日至18日,在突尼斯召開了第二階段的峰會,參加峰會的有來自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這兩個階段的峰會都舉行了一次辯論,辯論的主題是圍繞信息安全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部分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與來自民間的組織和私營部門的代表進行了圓桌會議,就信息安全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此外,會後還舉行了多達300多場次的論壇、研討會和展覽會等活動。第一階段的峰會最後通過了《日內瓦宣言》和《日內瓦行動計劃》,第二階段的峰會最後通過了《突尼斯承諾》和《突尼斯議程》。

在2005年的突尼斯峰會上,各國的參會代表在激烈的討論後形成了一個妥協性的成果,即:建立一個互聯網治理論壇(IGF),該論壇由聯合國秘書長出面召集,由政府、私營部門、民間組織和個人平等參與。IGF是在聯合國的層面,爲各個利益方提供了討論互聯網資源管理、安全管理、多樣性發展等新興問題的平台,增加了各國之間對彼此的了解,給各國提供了彼此學習經驗的場所。目前,互聯網治理論壇已經召開10次。不能寄希望于IGF能夠有效解決國際社會互聯網治理機制的問題,因爲IGF並不會對互聯網的相關政策作出任何決定,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也缺乏足夠的話語權。

2、世界各國或者組織信息安全國際合作的舉措

世界各國、各區域性組織也積極推動信息安全的國際合作。“9.11”事件後,美國開始重視信息安全的對外合作,圍繞國家信息安全的國際合作在不同程度上發展了起來。從雙邊非機制化的個案性合作到相對穩定的國際信息安全國際合作機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例如,2011年5月16日美國白宮發布了《網絡空間國際戰略:構建一個繁榮、安全和開放的網絡世界》,即被解讀爲既是合作的邀請又是對抗的宣言。但美國倡導的合作模式是美國主導下的合作,是希望能夠將自身的國家信息安全擴展到國際層面,盡量爭取獲得更多的國際合作,推動美國國家信息安全,同時盡量減少承擔的義務,尤其是盡量降低與不同國家之間的信息技術合作。

作爲一個區域組織,歐盟也非常重視信息安全的國際合作,與美國的合作模式不同,歐盟的合作主要表現爲更加平等與純粹意義上的多邊國際協作,各個國家,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都在合作過程中具有相對平等的地位。例如,爲幫助國家和個人預防並反擊網絡攻擊。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也非常重視信息安全工作,于2002年推出了《經濟合作組織信息安全指導方針》。OECD擁有29個會員國,其中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和日本等經濟強國。該組織在國際社會和經濟舞台上,具有相當的權威性。OECD下屬的信息安全與隱私權工作組曾于1992年推出了《信息系統安全指導方針》,但是隨著環境的變化,1992年版的指導方針已經無法適應新的挑戰,對比而言,1992年版的指導方針主要針對如何保障單獨的孤立信息系統安全。隨著互聯網的高速發展以及在全球範圍的高速擴展,經濟合作組織成員認爲對基于網絡的信息基礎設施的依賴大大地增加了。這種“持續”的變化使得制定新的指導方針成爲必要。新版本指導方針強調對于信息安全以及信息安全威脅的認知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具體內容:關于信息安全的綜合認知;關于信息安全領域各個不同參與方對于彼此地位和關系的認知;以及關于相應的落實信息安全手段的認知。

在許多場合中,以我國、俄羅斯、巴西、沙特、南非、埃及等爲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一直致力于建立多邊、民主和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機制,在推動國際互聯網治理方面發揮著很大作用。如:俄羅斯國家杜馬專門通過了《聯合國打擊跨越國界有組織犯罪公約》。俄羅斯積極推動國際社會建立一個互信的國際信息安全系統,避免信息安全領域的威脅,限制和預防國家網絡安全沖突,反對網絡軍備競賽。俄羅斯權威專家提出,世界各國應當聯合制定一部統一的、合理利用信息網絡資源的法律,在聯合國、歐洲安全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合作組織的框架下制定一部具有普遍性的國際性法律文件,以此來限制網絡領域的戰爭。

3、我國信息安全國際合作的現狀

近年來,我國利用上海合作組織的影響,聯合俄羅斯等國家共同制定信息安全國際合作公約,並已取得部分成就。2011年9月12日,中國、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四國駐聯合國代表聯名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請求將四個國家共同起草的《信息安全國際行爲准則》作爲第66屆聯大會議的正式文件予以下發,並且呼籲世界各國在聯合國的框架下就信息安全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盡可能在全世界範圍內規範信息和網絡行爲,並就國際准則和規範達成共識。

二、信息安全國際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一)信息安全國際合作的必要性

    信息全球化的發展,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信息溝通日益頻繁,所面臨的信息安全問題也日趨同質化,網絡信息安全所構成的威脅使全世界各國在某種程度上有了共同的命運。聯合國提出的新安全觀主要強調的是全球性,針對的是全球性的威脅,它超越了國家主權、國家邊界,其産生的根源及其影響是全球性的,在許多安全問題上,僅僅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是難以解決的,需要在國際層面上相互配合、相互合作。任何一個國家的安全都不能與國際安全截然分開而獨立存在。       

1、信息安全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合作的必要性     

信息安全成爲了世界各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各國有了某種“共同命運”。信息安全帶來的國際問題影響著世界各國的利益,有效的解決途徑就是聯合各國共同行動起來,國際社會在“共同命運”的推動下要達成統一的共識,對信息安全的國際事務進行集中管理。

創建一個互利互信、合作共贏的信息安全國際秩序,對每個國家的信息安全建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信息技術的發展,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一個國家的信息安全同整個國際社會的安全緊密相連,要想實現自身的信息安全,就必須先考慮國際社會的信息安全。因此,構建國際信息安全的良好秩序,爲網絡犯罪等全球性信息安全問題的解決提供依據,是我國同其他國家在信息安全戰略制定中的目標和前提,也是我國與其他國家進行信息安全戰略合作的基礎。       

2、通過戰略合作,構建相互信任的信息安全國際合作機制      

    全球化進程把世界各國緊密聯系在一起,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立維護自身信息安全而完全不顧國際信息安全形勢,各國之間的相互依存性增強,相互影響大大加深。網絡的互聯性和網絡技術的廣泛普及,使得國際性的信息安全問題日益突出,由于網絡空間的攻擊行爲存在不對稱性,並且網絡攻擊的技術門檻較低、操作簡單、不受國境限制等問題的存在,使一個組織甚至是個人都可以在網絡中對多個國家或國際組織進行攻擊,造成多個國家的信息安全威脅。另外,網絡中的邊境觀念發生變化,使單個國家很難獨立解決相關的信息安全問題。例如,在國際信息安全犯罪案件的處理過程中,面對取證難、定罪難和抓捕難等諸多棘手問題,需要國際社會的國際司法協助和司法裁判的保障,因此保障信息安全不僅要求國內的法律的規範,還要求通過國際合作進行國際法制建設的完善。信息安全問題屬于非傳統安全問題,它不僅僅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安全問題,更是關系到整個國際社會,僅僅依靠單個國家、地區、企業或者某種技術是難以有效解決的,這就需要通過長期的、廣泛的和深入的國際合作才能有效的解決國際信息安全問題。在信息安全問題上,國際合作機制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二)信息安全國際合作的可行性

在當今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各國的實力是不一致的,但面對信息安全威脅時,各國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致的,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都要加強國際合作,通過國際安全秩序獲得本國信息安全的動力。       

大國在信息安全國際合作機制的建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使是美國這樣的信息強國,在面臨國際性的信息安全實踐中如果得不到其他國家的配合,也一樣困難重重。美國深知,在國際間相互依賴程度加深的時代,網絡結構具有全球性、開放性特點,信息資源和通信信道也具有共享性和公用性特點,因此國際合作對于信息網絡安全保護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美國也很重視國際合作,希望通過合作來實現網絡安全,在2003年美國公布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中,國際網絡安全合作就被列入“五項優先發展的目標”,並發展出六個主要內容,提出要與國際組織進行合作,同國際性公共和私營部門建立聯盟關系,促進全球性進行合作,同國際性公共和私營部門建立聯盟關系,促進全球性的“安全文化”。同時,鼓勵建立國際性的偵查、告警網絡,還鼓勵其他國家參加歐洲計算機放罪會議。美國還特別提出與加拿大和墨西哥進行合作,構築北美“安全網絡地帶”,促進北美洲網絡安全。可以說,國際合作已經成爲美國國家信息安全戰略實施的原則之一。當然,這種“合作”是美國主導下的合作,他們希望自己是合作機制中的主要受益者。 

加強全球信息安全一直是世界各國的共同願望和要求,我國也一貫奉行“互利互惠,開放發展”的互聯網政策。但樹欲靜而風不止,西方發達國家在公共外交上推行信息殖民主義政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對我國采取信息擴張政策,以遏制我國自身文化價值觀的傳播。針對此種形式,我國采取靈活交換外交手段,應對發達國家的“西化”政策,營造良好的信息安全環境。利用信息安全國際合作機制,以各國的互利共贏爲前提,爭取更多的國際支持,瓦解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的信息安全霸權主義政策,制約他國的不良企圖,維護我國的信息安全,營造良好的信息安全環境。   

三、信息安全國際合作的重點領域

如前所述,“合作”是行爲體之間爲了實現各自利益目標,在充分的認識到彼此目標間的差異基礎上,異中求同的進行廣泛全面的協作。在信息安全方面,國際合作的空間很大,除了信息技術國際標准的制定、信息安全的技術合作、互聯網治理之外,在打擊國際的網絡犯罪、網絡恐怖主義等方面都要以各國間的合作爲基礎,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機制的建立,爲國際間的信息安全的各項工作提供保障。

(一)打擊網絡犯罪的國際合作

1、網絡犯罪的含義 

互聯網在提供各種便利的同時也爲犯罪者提供了新的犯罪環境,相關問題越來越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目前,國際社會各界對網絡犯罪的認知完全不一樣,主要有以下三個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爲網絡犯罪就是以計算機爲攻擊對象或者利用計算機工具實施的危害社會且需要承擔相應刑事責任的行爲。這種觀點將計算機犯罪就是網絡犯罪,混淆了網絡和計算機的界限,定義不嚴謹。

第二種觀點認爲網絡犯罪即另一種犯罪類型的總稱,沒有一種特定的罪名,它涵蓋了互聯網上制造和散播病毒、秘密竊取機密情報、教唆殺人和搶劫、利用網絡傳播淫穢色情的內容等,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這種觀點對網絡犯罪的表述是采取采取列舉式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三種觀點認爲網絡犯罪是以接入互聯網信息系統及其存儲、傳輸的信息爲犯罪對象,或者是把互聯網作爲犯罪工具實施具有社會危害性,依據相關法律必須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行爲。

2001年11月,在歐洲理事會上通過的第一個全球性的《網絡犯罪公約》(Convention on Cybercrime)。在該公約中對網絡犯罪的概念給予了明確的界定,網絡犯罪即危害計算機系統、網絡和計算機數據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以及濫用這些系統、網絡和數據的行爲。[[4]]

2、網絡犯罪的特點與危害

網絡犯罪是高科技犯罪的一種,其具有以下特點:智能化手段、廣泛化範圍、多樣化類型、鏈條化利益、隱蔽化犯罪、低廉化成本、社會危害性大、法律法規建設不完善等特點。

從危害性講,網絡犯罪的危害一般比較嚴重,對社會、經濟和政治造成的影響比較大。

從經濟上來看,金融類的網絡犯罪活動越來越多,涉及銀行、證券、保險、內外貿易、工業等各個領域,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特別是通過網絡進行信用卡詐騙等犯罪行爲不斷增多,嚴重幹擾破環經濟秩序。信息安全廠商諾頓公司在2011年的研究報告中首次計算出全球因網絡犯罪造成每年達1140億美元。此外,據接受調查的受害者表示,因處理網絡犯罪問題而浪費的時間價值是2740億美元。將這兩項加總後,網絡犯罪讓全球每年損失3880億美元,遠遠超過了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全球黑市的交易總額(2880億美元)。

3、網絡犯罪國際合作面臨的問題

網絡犯罪具有無國界性。它能借助計算機網絡突破地理位置和國家疆界,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造成危害,靠單個國家的打擊行爲也不具有可行性,這也爲以打擊國際犯罪爲目的的國際合作帶來了必要性。

(1)各國和國際立法滯後于網絡犯罪的發展

    打擊網絡犯罪收效低的問題在世界各國普遍立法滯後,這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雖然爲保護互聯網及信息安全,打擊計算機犯罪和網絡犯罪,各國政府已經開展了一系列的法制建設工作,到20世紀90年代,世界各國有關計算機犯罪的法規已有很大發展,但現行政策法規仍然難以適應網絡發展的需要,信息及網絡安全方面的立法還存在相當多的空白。數據庫保護法、數字媒體法、數字簽名認證法、計算機網絡犯罪法及計算機網絡安全監管法等信息空間正常運作所需的配套法規尚不健全。

(2)對網絡犯罪認識不一致

    由于多種原因,各國對網絡犯罪的認識並不一致。比如,在對垃圾郵件的界定上,國際社會一直存在分歧,至今仍沒有一個統一的標准。全球反垃圾郵件的首要前提是關于什麽是垃圾郵件要有統一的標准,而這正是國際、國內立法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但顯然,統一垃圾郵件標准,是一個牽涉到各國曆史文化傳統、道德觀念、價值理念、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一個異常複雜的問題。再比如,對待網絡色情犯罪方面,由于世界各國的曆史、國情和法律理念不同,目前國際上還沒有任何一部法規性文件給網絡色情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各國的情況和做法也差別很大,以我國爲例,我國尚未建立互聯網信息分級體系,對于什麽是色情信息也還沒有明確的標准。因此各國在網絡色情信息傳播的認定、取證、處理上普遍存在一定的法律漏洞和技術障礙。

(3)網絡犯罪的全球性與主權國家在互聯網上司法管轄權有限性的沖突

在互聯網時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成爲“網絡孤島”,全球成爲超時空的“地球村”,爲網絡犯罪向國際犯罪發展創造了基礎環境,國際性網絡犯罪行爲在一國實施,卻可以在他國或者多國造成嚴重後果,往往受害國由于其本國法律的局限性,難以對境外的犯罪行爲人適用本國的法律予以制裁;加之網絡本身具有的特點,各國存在不同的道德觀念、意識形態和法律准則,使得各國制定的網絡立法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同樣的網絡行爲是否會認定爲犯罪,不同的國家結論會有所不同,這更使得有些網絡犯罪行爲容易逃脫法律的制裁,難以被處罰。

(二)網絡恐怖主義的國際合作

1、網絡恐怖主義的概念

1997年,美國加州情報與安全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巴裏·科林首先提出“網絡恐怖主義”(Cyberterrorism)一詞,他認爲網絡恐怖主義就是網絡與恐怖主義的結合物。此後,各國對網絡恐怖主義有了各種不同的定義。著名專家Dorothy Denning 認爲網絡恐怖主義是爲了達到某種政治或者社會目的,而采取非法手段攻擊或者威脅攻擊計算機、網絡、及其中的信息,來威懾或脅迫一國政府和平民百姓。

從邏輯上來講,網絡恐怖主義屬于恐怖主義的一種,它是非政府組織或者個人利用網絡進行的有預謀的恐怖活動,或者是以網絡作爲攻擊對象,目的是破壞所屬國家的政治穩定、經濟安全,擾亂所屬國的社會秩序,制造出具有轟動效應的恐怖活動,網絡恐怖主義是恐怖主義向信息技術領域發展的産物。

2、網絡反恐的國際合作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國際反恐合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問題也同樣突出:    

第一,國際社會目前對于何者爲“恐怖主義犯罪”還有較大的分歧,難以形成統一的概念,這使得世界各國在打擊恐怖主義時很難采取一致的行動。      

第二,國際上在打擊網絡恐怖主義犯罪方面至今還沒有一部公認的、專門的國際法,也沒有專業的研究協調機構,這與網絡反恐的嚴峻形勢、發展需求不相匹配,使各國在網絡反恐鬥爭中出現了標准不一、保障無據、協同困難等問題。      

第三,各國法律體系差異和技術差距較明顯,管轄權沖突問題需得到有效解決,國際網絡反恐力量需進行一步形成合力並不斷提升反恐積極性,高效的情報交換、司法協助機制有待建立,關于各國協同開展引渡起訴、羁押逮捕、調查取證、繳沒財産等具體事務的流程細則還需進一步明確。     

第四,目前一些受到恐怖襲擊的西方國家往往采用“以暴制暴”、“以恐制籠”的手段防範和打擊恐怖主義犯罪,必要時甚至不惜發動軍事戰爭。但“以暴制暴”的措施不是國際社會反對恐怖主義的良方。它首先不符合聯合國宗旨之一,在處理他們的國際關系中應避免威脅或使用武力:其次,從國際反恐實踐來看,“以暴制暴”總是難免傷及無辜。     

 第五,反恐行動繞過聯合國和安理會,合法性和號召力明顯不足。根據聯合國憲章和有關國際法的規定,只有聯合國做出的決議,在世界範圍內的反恐行動中才具有合法性,並且進行反恐活動的國家還應定期地向聯合國及安理會報告。因此,只有在聯合國及安理會的旗幟下,才可以理直氣壯地在國際範圍內建立打擊恐怖主義的最廣泛聯盟,進而開展反對恐怖主義的行動。否則,其任何繞開聯合國及安理會的軍事行動,其合法性和動機、目的都會受到全世界廣大熱愛和平人民的質疑。其反恐力度和效果也必會由于這種廣泛的質疑和不信任感而大打折扣。

四、構建信息安全國際合作機制的建議

目前,信息安全國際合作機制已初步建立,各項工作都在有序進行中,但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有待解決。面對信息安全領域的共同威脅,通過合作而不是沖突、協商而不是對抗、多邊而不是單邊的途徑,共同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信息安全新秩序,才是確保國際信息安全的有效出路。

(一)以聯合國爲主,區域合作組織爲輔,推動信息安全國際合作  

    聯合國的宗旨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國際間以尊重各國人民平等權利以及自決原則爲基礎的友好關系;進行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地區間的經濟、社會、文化和人道主義性質的問題,並且促進對于全體人類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得到保障。在信息安全方面也要充分發揮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的作用,在國際社會不斷倡導不同文明、宗教、國家、民族之間的對話交流與相互尊重,緩解沖突矛盾和貧困問題,力爭建立公正和諧、價值多元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削減恐怖主義滋生的原動力,同時還應努力探索創建一套有利于全球監控防範的網絡安全體系和互聯網管理運行標准。聯合國應積極推動國際社會共同建立健全信息安全危機預警通報、信息安全災害救援協作、信息安全系統風險評估和法治措施漏洞填補等一系列國際信息安全國際合作機制,努力構建保障信息安全國際的長效機制。

同時,要重視區域組織的國際合作。由于區域性國際組織的成員國大都有著相同或相近的曆史文化傳統和政治理念,相互之間比較容易溝通並達成一致,故在反恐合作中與其他國際組織相比就顯得比較有生命力,如美國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 States),非洲統一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Unity),阿拉伯國家聯盟(Arab League),歐盟(European Union)等。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合作組織,它爲國際反恐合作翻開了嶄新的一頁,成爲國際反恐合作中的典範。正如一些國際問題專家所指出的那樣,“上海合作組織”將“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爲了建立信息安全的國際合作機制,保障該機制的順利運行,各個國家應當求同存異,爲了建立符合共同利益的國際信息安全新秩序而努力。對我國而言,可以充分利用聯合國的地位和影響力,積極推動聯合國建立國際社會間的信息安全新秩序。我國充分利用作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科教文組織會員國的地位,積極推動聯合國建立國際信息安全新秩序中發揮與其地位相稱的作用,協調各國的不同主張。

(二)統一概念,增進共識

 阻礙信息安全國際合作機制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對信息安全的概念和範圍的認識不統一。這主要是由于世界各國的信息技術發展處于不同的階段,各國對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和信息安全的威脅程度的認識也是存在差異,加之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別,使得世界各國對信息安全的國際合作的認識也無法統一。

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制定國際信息安全統一概念庫。概念庫中要明確信息安全威脅涉及到的國家、恐怖組織、犯罪團體和個人等,明確信息安全威脅主要來自侵害主權、信息武器、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等。學習和借鑒其他國際社會組織的經驗,通過雙邊或者多邊的對話,組織各國的專家來共同制定有關信息安全的基本術語,明確概念庫的範圍、明確術語的概念,並開展信息安全技術交流與人員的定期培訓。

(三)推動多邊信息安全國際合作,提升國際合作水平

信息安全國際合作的模式可以分爲以下幾個類型:

1、企業界國際合作

企業界的信息安全國際合作主要是通過建立非政府組織的信息研判中心來實現,信息研判中心可以爲政府的管理機構和執法部門提供有效信息,還可以爲相關的企業提供預警信息的服務。但是企業在自身受到網絡威脅的時候往往采取回避的方式,原因在于他們擔心一旦公布會導致客戶對其信任度減弱,造成的危害可能會大于直接受到的損失。

2、雙邊合作

    雙邊合作可以分爲正式合作與非正式合作兩類。信息安全領域的正式雙邊合作機制主要指的是引渡機制和雙邊法律援助。這一類型的正式雙邊合作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執法合作,引渡機制是讓各國帶回本國潛逃在國外的罪犯,雙邊法律援助是使各國能夠過得屬于他國的證據。非正式雙邊合作是在各國沒有簽署任何正式條約的情況下,兩國的執法部分之間開展的合作。   

3、多邊合作      

由于雙邊合作的局限性,在信息安全國際合作中,可以通過再去多邊合作的方式來彌補雙邊合作的不足,更好地維護各國的信息安全。從信息安全國際合作的現狀來看,國際社會在信息安全國際合作中大多數是采取多邊合作的方式。但是不同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成爲嚴重制約多邊國際合作順利開展的障礙之一。加之許多國家在信息安全技術方面的發展嚴重不足,制約了多邊國際合作的開展。即使想歐盟這樣高度發達的國際性組織,《關于網絡犯罪的公約》的簽署也是前後經過了漫長的4年才最終實現。

    多邊信息安全國際合作機制是信息化、全球化高度發展到一定程度國家間政治、經濟等關系的産物,它伴隨著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也是今後要重點倡導的信息安全國際合作模式。

(四)推動信息安全的國際法律合作      

    重視在相應國際組織中積極參與制定有關保障信息安全的國際條約,積極推動國際組織聯合簽署相關公約,特別是加強全球範圍內的信息安全的共同治理,共同應對信息安全領域的國際犯罪問題,共同打擊和防範破壞信息安全的黑客行爲,爲保障信息安全的國際合作提供一致認可的法律依據,確保有力、有效地打擊和預防危害信息安全的犯罪行爲。        

    世界各國可以依據共同安全威脅和合作的需要,通過研究和梳理合作雙方國內的相關法律,就相互矛盾的地方在司法解釋方面取得妥協和共識,共同協商制定出雙邊或者區域性的信息安全國際合作的國際法律基礎。尤其是在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方面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與達成共識,保證在受到信息安全威脅的時候能有相應的實體法來予以保護和打擊。推動合作雙方程序法方面的進一步完善,以確保在發生安全威脅的時候能夠依據相應的程序法來偵查審理。增進合作雙方在警務工作和司法工作方面的協調,推動各國執法部門間簽署相關的合作協議。      

(五)以打擊網絡犯罪、網絡恐怖主義爲重點共同開發      

    網絡犯罪、網絡恐怖主義是各國面臨的共同敵人,各國在該領域更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可以作爲重點共同開發。爲了解決這些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第一,力爭推動全球性網絡反恐公約的出台,保障國際反恐合作的深入開展。建議強化“世界互聯網安全組織”等國際組織的組建和運作,將網絡恐怖主義犯罪問題及發展動向作爲重大國際課題開展系列研討。        

    第二,發揮國際刑警組織在打擊網絡恐怖主義犯罪方面的作用,收絡大批高端的網絡專家和情報分析師,隨時爲分布全球的各國家中心局提供最新的犯罪情勢研判和線索型情報,有力推動情報互動和司法合作。      

    第三,加強打擊網絡犯罪的立法合作。以往的立法大多采用平面防禦的體系,內容比較單一,往往只涉及刑事法律手段,使其可操作性在實踐中受到了不少限制。因此,需要采取涉及刑法、民商法、網絡、危險物品管理等諸多部門法的立體防禦立法模式,並與相關制度相配套。        

第四,加強打擊網絡犯罪的司法合作。目前打擊恐怖主義犯罪的國際司法合作途徑主要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引渡和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等三種形式。由于國際刑警組織在材料的保密性和准確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其在國際反恐合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國政府及外交部門應切實采取有效的政治或外交措施,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同該組織的合作力度。關于引渡,問題往往就發生在“政治犯不引渡原則”的具體運用上。對此各國應從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抛開國家利益,少在“政治犯”的具體含義上做手腳。這不僅對國際反恐合作十分有利,也可以減少外國恐怖分子案發後到本國尋求避風港並在該國發展恐怖勢力的風險,降低國家和社會混亂的幾率。

【參考文獻】

1、盧光盛等著:《地緣政治視野下的西南周邊安全與區域合作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8頁。

2、沈逸:《開放、控制與合作:美國國家信息安全政策分析》,(上海,複旦大學,2005年),第82頁。

3、張顯龍編著:《全球視野下的我國信息安全戰略》,(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48頁至第455頁。

4、陸忠偉主編:《非傳統安全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第13頁至15頁。

5、劉海泉:《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周邊安全戰略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14年),第142頁。


[[1]] 陳萍,雲南警官學院治安管理學院教師,碩士,講師,主任科員,13888793686,聯系地址: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教場北路249號雲南警官學院。

[[2]] 陸忠偉,《非傳統安全論》,第18頁。

[[3]] 盧光盛等著,《地緣政治視野下的西南周邊安全與區域合作研究》,第238頁。

[[4]] 張顯龍,《全球視野下的中國信息安全戰略》第4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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